Posted in December 2020

a）结构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SKE）

• 经济体系是开放的、不确定的（参见奥地利学派）。未来存在着基本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给世界未来可能的状态附加概率，因为我们不知道”）。基本的不确定性又可以分为主要的不确定性(涉及未来的技术、政治、社会、生态变化)和次要的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其他行为者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 经济决策(涉及投资)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意味着理性的优化是不可能的。代理人在决策时确实会考虑市场信号（价格），但市场信号（如利率）的影响一般会被代理人对未来的预期（”自主需求”）所淹没。我们尽量通过观察周围其他代理人的行为来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换句话说，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它更多地成为社会心理学（”动物精神”）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情绪的波动（从”非理性的亢奋”到”高度的悲观”）会导致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波动或周期。如果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他们就会推迟或取消消费支出，需求因此下降，经济就会进入下行，从而导致更多的悲观情绪和恶性循环的自我强化。
• 没有办法自动且即时地将经济调整到稳定均衡状态，而是会有失业的趋势（由于总需求的系统性短缺）和商业周期。宏观经济市场出现了失灵–这意味着政府应该介入解决。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二次不确定性来”管理预期”或”稳定总体情绪的波动”。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对经济活动进行制度化的协调(如荷兰Polder模式)；(2)实施财政稳定政策，致力于通过抑制商业周期(在经济下行时增加支出，在经济上行时增加税收)来维持稳定(充分)的就业。
• 市场失灵的福利代价比政府失灵的代价大得多。牺牲了消极的自由，换来了更大的积极自由(减少了市场造成的不自由)。

b) 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CE）

• 与奥地利学派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NCE）认为经济体系是决定性的、无摩擦的、瞬时的和机械的–经济运行就像时钟一样。它假设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有内在的能力带来稳定的（和社会最优的）均衡结果。
  • 注：数理经济学家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趋向于稳定的均衡，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一个所谓的”拍卖者”或”中央计划者”。但芝加哥学派并不承认这一基本结论。
• 可能存在”市场失灵”(如公共产品或外部性)，但NCE学者认为，政府为补救这些市场失灵而进行干预的福利成本超过了市场失灵本身的福利成本。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的危害更大。政府失灵是由于官僚的无能（”缺乏信息”），或者官僚们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权力租金）而不是社会福利。消极的自由受到损害，而积极的自由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 NCE假设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具有理性（前瞻性）预期：他/她在预测未来通货膨胀时不会犯系统性错误。理论上，理性预期=完美预见。有了完美的预见性，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就不存在了。
• 在这种观点下，短期和长期均衡由自然失业率或NAIRU（失业非加速通货膨胀率）决定。财政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目的是按照机械的货币政策规则稳定通货膨胀。

c）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KE）

• 与NCE不同的是，经济不是无摩擦的（相对价格、工资、利率随冲击而平滑调整），而是具有惯性的特点：重要商品的价格、大部分工资是”刚性”的，相当不灵活，尤其是在短期内，因此，调整是缓慢的，是路径依赖的。重要市场（金融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此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是不完美，或者说是”适应性”的，调整缓慢。因此，系统只表现出微弱且缓慢的稳定均衡趋势–这意味着政府有空间进行干预以改善市场结果。政府可以暂时介入并协助调整过程。
• 认为市场失灵的社会成本大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成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民主程序）来抑制政府失灵。
• 虽然政府政策可能会限制消极的自由，但它有助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例如，它有助于在短期内减少失业。
• 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会回归到NCE学者们所主张的”自然秩序”。也就是说：长期均衡是由NAIRU定义的。

通货膨胀率处于高位(且继续上升)和实际GDP停滞不前的情况同时出现时称为滞胀。

随着贸易逆差的增加，西方国家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结果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从1958年底的约225亿美元下降到1968年4月的约138亿美元。随着黄金从美国涌出，美元-黄金挂钩变得不可持续，为了阻止黄金外流，美国于1971年8月15日单方面宣布终止美元兑黄金的兑换。

二战后，当务之急是重建受战争破坏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学校、房屋、公路、铁路、港口等）和机构。由于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匮乏，政府必须在战时规划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规划和分配这些资源（通常是配给制）。任务很明确，政府的参与也很明显。在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的帮助下，由于苏联（苏维埃联盟）和东欧经互会参与国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替代物以及许多西欧国家内部的共产党这些威胁的存在，政府规划也更被民众接受。

二战期间，材料（合成橡胶、尼龙、塑料）、燃料、药品（青霉素）、车辆、飞机（喷气式发动机、直升机）、物流、电子（计算机）和通信（雷达、无线电、电视）等方面的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先是在美国，后来在欧洲，这些新技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得以量产–其中许多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高增长可以部分归因于二战期间建立的（具有军事目的的）技术知识存量大规模民用化的结果。美国是技术领先者，而西欧通过复制粘贴最新的技术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正在（技术方面）慢慢赶超美国。

经济重建(特别是世界贸易)还得益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1944年，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上谈判达成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其想法是通过对实现更稳定的汇率来促进国际贸易，并防止19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再次发生（这加深了大萧条）。其规定要求美元与黄金价值挂钩。此外，该体系中的所有其他货币都与美元的价值挂钩。当时适用的汇率将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5美元。

此外，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议豁免了外国人持有的西德50%的公债和私债。

基于这四个有利的、但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初始条件，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通过重建中的公共投资，启动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需求主导的经济增长进程。

1950-1973年期间，欧美经济进入了良性增长周期。一旦实际GDP增加，企业就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深化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加强边干边学。由于这一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为Kaldor-Verdoorn效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名义单位劳动成本，定义为/，只要名义工资不增加。企业的利润就还会上升。企业利润的提高又会提高企业投资，因此，宏观经济将进行第二轮扩张（通过乘数过程）。实际GDP增长并引发新一轮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成本降低、利润提高和企业投资增加。增长过程成为累积过程。例如，法国的高增长导致法国经济从世界其他地区(RoW)的进口增加。在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帮助下，法国的增长也促进了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更高出口。(固定汇率降低了进出口所涉及的汇率风险，它使对外贸易更可预测，风险更小)。这为累积增长过程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较高的增长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名义(和实际)工资将上升。更多的人从事收入较高的工作意味着经济增长变得基础广泛和”包容”。家庭收入(主要取决于工资)增加，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自主消费需求也会上升。

(a) 排挤：政府支出将 “排挤 “私人投资。

批评：

1. 如果经济活动水平低于充分就业，财政刺激会提高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从而增加国民储蓄。因此，可贷资金供给的垂直曲线将向右移动。可贷资金供应的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越大，实际利率上升的幅度就越小–挤占的幅度就越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均衡利率很可能保持在接近r*的水平。此外，如果储蓄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增加，那么可贷资金的曲线将是向上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在这种情况下，较高的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占也不彻底。在这两种情况下，财政刺激确实会导致经济活动和实际GDP的（乘数）增加。
2. 可贷资金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商业银行是创造货币的机构，它可以在没有任何闲置存款的情况下发放新的贷款。商业银行只是创造了新的货币（并将其借给公司），而不必通过提高利率来调动新的存款。而且由于利率不需要提高，所以也就不需要出现预想中的挤占企业投资的情况。

(b) 李嘉图等价：根据永久收入假说，一个人在某一时点的消费不仅由其当前的收入决定，还由其未来几年的预期收入–“永久收入 “决定。当政府的支出通过借贷来增加时，经济主体会对未来将要支付的高额税款进行贴现：他们预计未来必须支付这些税款来偿还政府欠下的高额债务，因此较低的私人消费会抵消较高的政府支出。

批评：请读者做一个心理实验：他/她是这样应对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的吗？当然不是。

(c) 扩张性财政整顿：削减支出（以减少公共赤字）与实际GDP的扩张有关。”扩张性财政整顿 “的命题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许多批评，并在理论和经验上逐渐被否定。

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tb）：tb=e-m。
其中e=一国货物和服务(在某一年)的出口值，m=一国货物和服务(在某一年)的进口值。
如果e>m，则该国的贸易差额为顺差；如果e<m，则该国的国际收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差额为逆差。
贸易顺差意味着金融投资资本的整体外流，因为国内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国外去了。

利率差是一个金融系统中在最安全的国家的利率基础上的溢价，这取决于C国与B国的相对风险性。债券市场认为德国是欧元区内”最安全”的国家，这意味着债券投资者认为德国违约的风险（=不偿还债券）最低。

在危机前的1994-2008年期间，欧元区内的利率差下降，因为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投资者认为所有欧元区国家的债券几乎同样安全。

但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以后，人们错误地认为，欧洲央行将作为危机中的最后贷款人出手救急，而欧洲央行最后没有这样做。其结果是南欧国家陷入了恶性循环，经济衰退大大加剧。

1.经验证据表明，(净)出口对RULC的弹性很低；RULC的上升不能解释2000-2008年期间经常账户赤字和盈余的显著增加。

2.经验证据表明，技术因素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相对价格和/或RULC。

3.对南欧国家净出口变化(=贸易差额变化)的经验分析发现，(a) 2000-2008年期间，出口增长保持稳定(即没有下降或加速)；而(b) 进口增长增加。换句话说：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经常账户赤字增加不是因为出口业绩恶化，而是因为进口增加。这与这些经济体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000-08年）有关。进口增长较快不是因为“国际竞争力“的丧失，而是因为国内需求的高增长。法国银行经济学家Gaulier & Vicard（2012年）的结论是，外部赤字是由南欧国家的”国内需求冲击”造成的。

4.最后，Gabrisch & Staehr(2013) 根据对27个欧盟国家(1995-2011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认为，RULC的变化并不是导致经常账户余额变化的原因。这意味着：从时间上看，经常账户余额首先发生变化，而在这之后RULC才发生了变化。出于这个原因，RULC的变化（发生较晚）不能成为经常账户余额变化（发生较早）的原因。Gabrisch & Staehr(2013)观察到的时间序列符合以下模式。南欧国家经历了大量外国资金的流入，这些资金被用于增加国内支出；之后，经济增长增加，因而进口增加—-经常账户余额恶化。最后，经济增长降低了失业率—-工资增加了，因此RULC增加了。

它一方面会导致更高的工资需求和更高的失业率，使NAIRU升高；但同时，它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降低了NAIRU。从理论上讲，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对NAIRU的影响是不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