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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篡改了人，给人附加了条件，把人当作没有自由意志的对象，从而否定了人的本质。家长式的中央银行显然侵犯了’集体自我管理的积极自由’，即赋予人民选择政府、参与社会宏观治理、从错误中学习的自由。

长期停滞指的是长期缺乏需求的市场经济。萨默斯认为（克鲁格曼也同意），增加需求（即消除需求不足）的唯一途径是出现金融（资产价格）泡沫。例如，较高的房价会刺激消费需求，因为人们可以(以具有较高抵押价值的房屋为抵押)借到更多的钱来消费，人们也可以卖掉房子获得财富收益，接下来用这些钱来消费。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更高的总需求，而这一点只能通过资产价格泡沫(最终以危机告终)来实现。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分两步创建。首先，商业银行A将一些住房抵押贷款(例如价值3亿美元)捆绑起来，然后将这批贷款卖给一家证券化公司(3亿美元+手续费)，抵押贷款就不再出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贷款家庭继续向银行A支付应还本金及利息，而后银行A会将支付的款项转给证券化公司。第二步，证券化公司将这一批抵押贷款捆绑成MBS，并分为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三个档次。接下来，每一个档次都会出售给金融投资者。养老基金将购买低风险（低回报）档，而对冲基金将购买高风险（高回报）档。请注意，贷款家庭支付的应还本金及利息先支付给银行A，银行A再将这些钱转给证券化公司(收取一定手续费)，而证券化公司又将这些钱转给购买MBS各期债券的金融投资者(同样收取一定手续费)。

财富效应是指个人财富的增长将对消费支出产生积极影响。原因有三：

第一，消费、借贷和承担风险的信心得到增强。在财富增长期间，储蓄率将会下降。
第二，再抵押贷款和提取资产的能力增强。假设你以10万英镑抵押贷款购买价值12万英镑的房子。如果房价翻倍到24万英镑。银行或许愿意给你更大的抵押贷款。这意味着你可以一次性获得一笔现金用于消费支出。
第三，财富增长可以使你从股息、租金或利息中获得更高的收入。

（本文翻译自：https://www.economicshelp.org/blog/140745/economics/the-wealth-effect/）

低利率使廉价借贷变得容易，这增加了投资支出。但是，在这样的利率下，投资者无法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因此他们将资金转移到了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类别中，这导致了资产价格激增。

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可能更有公信力。如果人们对中央银行更有信心，就会有助于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反过来，这又会使通货膨胀率更容易保持在低水平。否则，工人们可能会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们担心中央银行会以更高的利率和更高的失业率的形式进行报复，而工资的过快增长将会导致通货膨胀。

不平等会导致储蓄增加（富人），需求减少（穷人），导致收入和财富进一步集中，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股票回购是指公司用其积累的现金从市场上回购其股票。股票回购是公司对自身进行再投资的一种方式。回购的股票被公司吸收，市场上的流通股数量就会减少。股票回购数额连年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由于公司高管的报酬中最大的部分来自于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股票回购提高了其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从而直接提高了高管的报酬；第二，回购股票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回报率（ROI），其中ROI是指每股净利润。第三，回购使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以及公司高管通过出售股份而快速致富，但牺牲了员工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第一个经济大出血是进口支出导致的经济外流。家庭收入和借贷大量用于进口，在海外而不是在美国创造收入。因此，借贷留下了债务，但并没有在国内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和收入。

第二个大出血是由于企业全球化所促成的离岸外包导致美国经济中的工作岗位流失。这种离岸外包直接减少了高薪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数量，削减了家庭收入。此外，即使工作岗位没有转移到海外，离岸外包的威胁也可以用来确保较低的工资，从而抑制工资增长，切断了工资增长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联系。

第三个大出血涉及新的投资。公司不仅受到外国低工资、外国补贴和低价值汇率的刺激进而关闭现有工厂或将生产转移到海外，还因此将新的投资也转移到了海外。这造成了双重损害。首先，它减少了国内投资支出，损害了资本货物部门（工业部门）和其中的就业。其次，它剥夺了美国经济的现代工业能力，不利于美国的竞争力，并减少了为经营这种能力而产生的就业。

(The neoliberal policy box, Palley, T. America’s flawed paradigm: macroeconomic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great recession. Empirica 38, 3–17 (2011). https://doi-org.tudelft.idm.oclc.org/10.1007/s10663-010-9142-3)

全球化，部分是由鼓励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政策推动的。这意味着美国工人正越来越多地与低薪的外国工人竞争。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赞助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发展政策，外国工人本身也受到压力，这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压力，因为这种政策迫使他们与美国工人一样，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破坏了先进国家的需求，而且未能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创造足够的需求来弥补，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很明显。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消费与GDP之比急剧下降。全球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终结果是促进了全球经济状况的通货紧缩。

小政府政策破坏了政府的合法性，推动了私有化和监管宽松化。尽管”小政府”政策的口号是将经济从有害的政府干预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是侵蚀了对民众经济权利的保护。1996年美国的福利权利改革就是一个例证。此外，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服务能力被严重削弱，许多政府职能被外包给企业。这导致了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所说的”掠夺者国家”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通过政府合同中饱私囊，而这些公司所雇用的外包工人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工作环境。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包括攻击工会、最低工资、失业福利、就业保护和雇员权利。这样做的理由是创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包括工资下调的灵活性。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应该创造充分就业。相反，它导致了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

放弃充分就业意味着让美联储强调保持低通货膨胀率的重要性，而不是保持充分就业。经济学界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推动了这一转变。其理论主张是，货币政策不能影响长期均衡的就业和失业率，因此，货币政策应该以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为目标。近年来，这一论点被用来推动采用正式的通胀目标。然而，自然失业率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主要影响是为美联储和决策者提供了掩盖实际失业率较高的政治掩护，从而削弱了工人在工资方面的议价能力。